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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工业建筑的技术崇高与当代再利用的新制造转型 | 朱怡晨 | 时代建筑2025年第2期

引文格式:朱怡晨.20世纪初期工业建筑的技术崇高与当代再利用的新制造转型[J].时代建筑,2025(2):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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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废墟审美到技术崇高

废墟作为审美对象由来已久。[1]不同于对优美形态的追求,废墟的美感来自真实时空下自然与时间带来的震撼力量。[2]从英国风景画中的“如画派”到同时期的园林废墟,再到机器大工业文明留下的工业废墟景观,废墟审美的背后是数次对人、对自然与时间关系的表达与追问。[3]

工业遗产作为“最年轻”的历史遗存,其审美特质与废墟美学呼应,[4]却又超越了传统废墟,蕴含了更深层次的美学概念——崇高(Sublime)。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年)将“崇高”定义为一种混合着恐惧与敬畏的体验。[5]工业遗产通过其巨大尺度、震撼体量以及时间的沉淀,唤起人们对技术力量的敬畏和对逝去工业辉煌的追忆。[6]无论是西雅图煤气厂公园还是北京首钢园区,都体现了这种后工业时代的审美转向。[7]

然而,崇高不仅体现在工业遗产的废墟化过程,更内在地存在于工业建筑最初的技术理念与结构设计之中。20 世纪初期的工业建筑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形式语言和技术解决方案。[8]彼得·贝伦斯(Peter Behrens,1868—1940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1883—1969年)、吉尔伯特·斯科特(Giles Gilbert Scott,1880—1960年)和阿尔伯特·卡恩(Albert Kahn,1869—1942年)等建筑大师的工业设计作品,通过理性构造、纯粹形式与功能表达,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崇高感。其中,美国建筑师卡恩以其前瞻性的设计理念,一次又一次推动了工业建筑的变革,[9]不仅在美国本土树立了工业建筑的典范,更通过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国际技术转移,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工业建筑的建设。①[10]

本文提出“技术崇高”的审美特征,试图解读20世纪工业建筑的遗产价值。以卡恩的代表性作品为例,探讨工业建筑如何通过其独特的物质特征、空间组织与构造逻辑,传达一种超越传统美学范畴的技术崇高。这种崇高特征使得20世纪初期的工业建筑在当代新技术、新产业背景下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呈现出再利用的新制造转型趋势。

2 形式追随性能:以卡恩为代表的20世纪工业建筑创新

2.1 卡恩的工业建筑技术创新及影响

卡恩是20世纪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工业建筑师之一,被誉为“现代工业建筑之父”。20世纪初期,他在美国汽车工业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通过创新性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自然采光和高效布局,彻底变革了工业建筑设计的形式语言与技术规范。

2.1.1 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与空间的突破

卡恩最具开创性的贡献是通过卡恩钢筋(Kahn Bar)的发明(图1),推广了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后续工业建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03年,卡恩在帕卡德汽车工厂10号(Packard Auto Plant #10)项目中首次应用这一技术,实现了约9 m~10 m的前所未有的柱间距跨度,显著减少柱网密度,创造出更为宽敞、灵活的内部空间。相比19世纪传统厂房仅20%的窗墙比,卡恩的设计将窗墙比提升至70 %~80 %,从根本上改善了厂房内部的自然采光条件(图 2)。

1. 卡恩钢筋通过45°角的翼状凸缘,显著提升混凝土结构的整体性能和耐久性,成为现代工业建筑的重要创新之一

2. 帕卡德汽车工厂,1910年

2.1.2 环境性能的优化:日光工厂的诞生

卡恩提出的“日光工厂”(Daylight Factory)概念代表了他对工业建筑环境性能的系统性思考。在1906年设计的皮尔斯工厂(Pierce Arrow Plant)中,他创造性地使用连续锯齿形天窗,以引入北向光线并排出热量。

卡恩的环境控制策略并不仅限于采光,还融入了系统性的被动式通风概念。利用热空气上升的自然原理,通过屋顶天窗、通风监控器和可开启窗户的精心配置,形成了高效的自然通风系统(图3、图4)。这种被动式环境控制设计不仅提高了工作空间的舒适度,还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

3. 卡恩在帕卡德汽车工厂的剖面草图

4. 福特红河工业综合体玻璃工厂的气流分析

2.1.3 以效率为先、生产流程为导向的空间组织

卡恩的工业建筑设计核心始终围绕最优化的生产流程空间组织。他尽可能采用大跨度、单层厂房,以避免楼层高度限制和电梯瓶颈。在福特高地公园工厂(Highland Park Ford Plant)的设计中,他将所有电梯、楼梯和公用设施集中在外部塔楼,为生产流程提供了无障碍的宽阔楼层(图5)。在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River Rouge Complex)中,卡恩彻底摒弃了多层厂房设计,创建了巨大的单层钢结构车间。项目仅用最少量的承重柱,且无内墙阻隔,为装配线和设备布局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图6)。

5. 福特高地公园工厂

6. 福特红河工业综合体玻璃工厂

在厂区规划层面,卡恩精细考虑了厂房物流与生产流线的组织。在皮尔斯工厂和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图7),他将南北方向的物料运输与东西方向的装配线严格分离,避免交叉干扰,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并降低了成本。这种面向未来的适应性布局成为后来全球工业建筑的标准范式。

7. 福特红河工业综合体鸟瞰的海报,制作于1947年

2.1.4 全球影响

卡恩的工业建筑设计理念迅速超越了美国边界,对全球建筑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高地公园工厂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工厂”,向世界展示了建筑如何为大规模生产服务。意大利都灵的菲亚特工厂(Lingotto Fiat Factory)巨大的开放式楼层和屋顶测试跑道,显然也借鉴了卡恩在高地公园5层厂房的设计(图8)。格罗皮乌斯将自己设计的法古斯工厂(Fagus Factory)称作“美国工厂”,其整洁的玻璃幕墙框架呼应了卡恩在大西洋彼岸的设计理念(图9)。[11,12]

8. 菲亚特工厂,1916年

9. 法古斯工厂,1911年

2.2 卡恩的工业建筑形式语言演变

2.2.1 从装饰到空无:建筑形式的转变

卡恩的工业建筑形式语言展现了工业建筑从传统装饰主义向纯粹功能主义的演进过程,这标志着20世纪建筑美学观念的重大转变。其早期作品中仍能发现一些新古典主义装饰元素,如福特汽车公司在高地公园的“T”形车生产大楼的三段式立面设计,以及角楼和屋顶檐口下的齿状装饰,都反映了他在转型时期对传统美学观念的保留。[9]随着机械化工业走向成熟,以及钢材取代混凝土成为主要结构材料,这些装饰痕迹逐渐消失。帕卡德汽车的厂房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开始,其设计优先考虑通风、采光和大跨度开放空间的功能需求,虽然在立面仍然强调入口的对称布局,但其外部形态已由内部功能决定。

卡恩后期的设计体现出激进的“空无”(architecture of emptiness)设计理念,摒弃了传统的象征性表达,完全服务于生产效率。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被认为是这一设计哲学的巅峰之作,其单层钢结构支撑系统创造出宽阔的无柱空间,锯齿形天窗的设计既解决了采光与通风问题,又形成了工业建筑标志性的外观,至今仍被视为“工厂”的视觉符号。

2.2.2 经济性与功能至上的设计原则

在卡恩的工业建筑设计中,经济性始终是首要原则。工业建筑是基于结构、组织和经济参数,而非建筑艺术评价做出决策。钢结构被精确计算并减少到所需的最小限度,超越了传统审美标准的考量。建筑是生产的容器,其价值在于生产流程而非建筑本身的美学表现。[13]

值得注意的是,卡恩对不同类型建筑的态度也存在明显差异。为私人和重要公共建筑设计时,他遵循了新古典主义的模式;而工业建筑则基于为变化的生产流程提供宽阔和灵活的空间需求。这与现代主义支持者试图将工业建筑原则应用到所有建筑领域的做法形成对比。[9]这种务实的态度使卡恩的工业建筑在保持功能性的同时,也逐渐发展出独特的美学表达。

3 技术崇高:20世纪工业建筑的审美框架

3.1 从自然崇高到技术崇高

崇高理论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可追溯至古罗马哲学家朗吉努斯(Longinus)的《论崇高》(On the Sublime)。但将其放在现代审美中的核心地位始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57年发表的著作《关于崇高与美的观念之哲学探索》[5]。伯克将崇高与优美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体验:“优美”源于对秩序、和谐与比例的欣赏,“崇高”则源于人面对强大力量、巨大尺度、无限或模糊感时产生的震撼与恐惧。“崇高”对应一种“痛感的愉快”,一种在确保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将恐惧转化为特殊愉悦的体验。[5,7]

19世纪的崇高美学主要用于描述自然景观,如高山、海洋和风暴。然而,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一种新型的“技术崇高”(technological sublime)逐渐形成。美国学者戴维·奈(David E. Nye)在其著作《美国技术崇高》(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中系统研究了这一现象,指出1830—1930年间,水力、蒸汽和电气时代的工业建筑展现了不同的崇高特征。[14]133水力时代的工厂必须建在溪流旁,规模有限,却也被认为与自然秩序和谐共存。蒸汽驱动工厂则沿铁路分布,更加灰暗,充满活力但并不自然地主宰周围环境。电气化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相比冒着浓烟的燃煤工厂,展现出一种安静、高效的工业景观。这种技术崇高不仅包含对巨大尺度和力量的敬畏,还融入了对人类创造力和征服自然能力的赞美。

3.2 卡恩工业建筑中的崇高体验

在卡恩的工业建筑中,崇高体验并非来自有意识的美学追求,而是功能理性主义的副产品。[13]与伯克强调的自然崇高不同,现代工业建筑中的技术崇高不再与恐惧感相连,而是转向了一种对技术理性的敬畏。这种敬畏源于对精确计算的钢结构、高效组织的空间,和精密控制的生产过程的认知挑战。

德国建筑评论家托尔斯滕·布尔克林(Thorsten Bürklin)从崇高美学视角对卡恩建筑进行了深入解读:底特律大陆汽车公司(Continental Motor Corporation)那如针般细密的柱子森林(图 10),在技术崇高视角下呈现出一种特殊美感,观者在对其稳定性的怀疑与对其工程精准性的赞叹之间产生矛盾心理,形成崇高体验;克莱斯勒公司卡车工厂(Half-Ton Truck Plant of Chrysler Corporation)的细长柱子与偏移双“T”形钢梁之间视觉上的“不平衡”,挑战了传统审美预期,创造了一种崇高张力(图 11);福特鹰造船厂(Ford Eagle Plant)则展现了更为极致的技术崇高,其巨大内部空间被简化到最低限度的结构元素支撑,高耸幕墙上连续的带状窗户呈现接近无限的感觉。[9]54

10. 底特律大陆汽车公司,1912年

11. 克莱斯勒公司卡车工厂,1937年

工业建筑的崇高体验超越了传统的美学范畴,直接挑战人类的感知能力。人们欣赏建筑时不再通过装饰细节或比例感到和谐,而是被其纯粹的空间力量所征服。

3.3 20世纪工业建筑的崇高美学特征

3.3.1 “形式追随性能”的纯粹性表达

工业建筑的形式语言强调空间组织的清晰与环境性能的最优化。卡恩的单层大跨度布局追求以最简洁明了的形式服务于生产流程的效率,展现了功能与形式的直接对应关系。

3.3.2 结构与材料的真实呈现

工业建筑始终展示着结构本身的力量感与真实性,创造理性的美学体验。结构清晰、粗犷且未经装饰的表面,成为20世纪工业建筑形式语言的重要元素。

3.3.3 尺度的宏大与空间的崇高

工业化大生产要求庞大的厂房空间,以容纳大规模生产设备与复杂流水线系统。这种宏大尺度下所产生的敬畏与震撼感,成为工业建筑形式语言与美学表达的重要维度。

3.3.4 重复与韵律的形式美感

工业建筑经常采用重复性的结构构件与空间单元,如连续排列的锯齿形天窗、纵横排列的结构柱网。这些重复形式产生了强烈的节奏与韵律,体现了工业时代特有的机械美感。

3.3.5 以效率为核心的布局规划

工业建筑的空间设计通常具有高度的适应性,以模块化、标准化的结构布局确保未来的扩展性与功能转换的可能性。这种面向未来需求而非当前形式的长远考量,体现了工业建筑所特有的理性规划思维与技术务实精神。

3.3.6 集体崇高体验

现代工业建筑的崇高美学超越了个体感受,延伸到集体意识层面。现代工业建筑作为生产力的象征,不仅仅是技术的容器,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工业建筑不再仅仅是个人审美的对象,而是成为了社会价值观和集体信念的具象化表达。崇高美学视角下的工业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建筑形式的革新,更是一种社会观念和文化精神的物质化体现,反映了人类从个体崇高到集体崇高的意识转变过程,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审美觉醒。

4 卡恩工业建筑遗产在当代再利用的新视野

4.1 卡恩作品在美国国家历史地标的价值认定

工业遗产在文化遗产体系中较为年轻,其历史相对较短。然而,卡恩的工业建筑遗产在美国国家历史地标体系中获得了高度认可, ②彰显了其在技术创新与历史叙事中的双重价值。其保护和再利用的价值评估对我们有借鉴意义。

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于1978年被指定为美国国家历史地标(National Historic Landmarks),是世界汽车制造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历史学家大卫·刘易斯(David L. Lewis)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领域”,并且“在纯粹的机械效率方面无与伦比”[15]161。其价值在于实现了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愿景——一个涵盖汽车生产全过程的一体化工业综合体。 ③从原材料到成品汽车的垂直整合生产流程,不仅在技术上开创了先河,还在规模和效率上树立了工业生产的新标准(图12)。

12. 福特红河工业综合体的专配流程图:如何在28小时内制造一辆汽车,1940年

高地公园福特工厂同样在1978年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图13)。2014年在其历史街区申请的批复文件中,明确提出两项认定标准: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联(标准A)及设计/建造价值(标准C)。 ④作为1910—1927年间福特汽车公司的总部和主要生产设施,福特在这里开创了流水线生产和五美元日薪制度,使汽车价格下降到普通美国人可负担的水平,实现了让美国成为“车轮上的国家”的历史性变革。在建筑设计方面,卡恩的工作支持了制造过程的完全垂直和水平整合,确立了大而灵活的开放空间、充足的自然采光等设计原则,成为全球工厂设计的标准。

13. 福特红河工业综合体和高地公园工厂提名国家历史地标的文件封面

这些价值认定凸显了现代工业建筑所体现的崇高审美:将功能性与前瞻性相结合,通过理性的空间组织和结构创新,实现了工业生产的效率最大化与人性化工作环境和谐统一。这种崇高审美不仅停留在建筑形成层面,更体现在其对工业文明进程的深刻影响上,为现代工业建筑遗产的价值认知提供了重要参照。

4.2 卡恩工业遗产的当代再利用

4.2.1 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的可持续制造转型

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自1915年建设以来,经历多次变革,至今仍是福特最大的生产基地,雇佣约6 000名员工(现称为福特红河中心,Ford's Rouge Center)。其独具特色的再利用模式是在保留制造业核心功能的同时,于20世纪90年代末实现了可持续转型。福特集团与建筑师威廉·麦克多诺(William McDonough)合作,对这座拥有85年历史的工业设施进行全面重新设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卡车装配厂的屋顶创造了当时世界最大的绿化屋顶装置。该装置不仅可净化雨水、营造新的生态栖息地,还能调节建筑内部温度,进而显著节省能源。 ⑤

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的转型在于保持了工业场所的生产功能,同时引入创新的环保理念:生产过程中最大限度减少废弃物,工厂废气转化为燃料电池,材料回收再利用。2020年,福特进一步宣布建造新的红河电动汽车中心(Rouge Electric Vehicle Center)。这种将历史工业遗址改造为可持续生产中心的模式,超越了传统保护理念,实现了工业遗产的生产性保护与再利用。

4.2.2 福特工程实验室的现代办公转型

建于1925年的福特工程实验室(Ford Engineering Laboratory)最初被设计为一个宽敞的开放式办公空间,用于汽车设计和测试。历经多次改造后,于2007年正式停用,直到2015年迎来重大转型。改造团队参考历史图纸,揭开了长期被隐藏的拱形钢制天花板,重建了天窗系统,让自然光重新照亮空间。原始金属结构被显露出来,甚至保留了福特和他的同事标记身高的历史痕迹。 ⑥2025年,正值福特工程实验室建立100周年,改造后的实验室正式对外开放(图14)。

14. 福特工程实验室更新前后

功能上,建筑中心部分被改造为福特档案馆,在原庭院位置创建了现代化的气候可控档案库,包括滚动书架和三个冷藏室。其余空间经过声学优化设计,设有会议室、讨论室、24小时市场和咖啡吧等多功能区域,满足现代办公的需求。这种再利用方式既尊重建筑的原始设计理念,又为未来使用提供了灵活性,重现了“人类之桥” ⑦所象征的创意协作精神。

4.2.3 底特律图书仓库的创新中心转型

卡恩于1936年设计的底特律公立学校图书仓库(Detroit Book Depository)在经历了1987年的火灾后空置35年,于2023年转型为新实验室(Newlab)的创新中心,成为企业家、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聚集地,并专注于交通、可持续能源和材料领域的前沿技术开发。

再利用的核心策略体现在四个方面:1)保留建筑的工业特性和历史标识;2)重构空间层次,创建内部大道和双层中庭,引入自然光(图15);3)在历史框架内插入预制“物体”,如可俯瞰火车站的咖啡馆、展览活动空间和机器人工作室,形成新旧对话;4)将功能与社区需求结合,不仅提供技术孵化空间,还创造就业机会并促进社区发展。[16]这一再利用模式超越了单纯的建筑保护,通过将工业遗产转化为创新空间,实现了技术进步与历史传承的同时,也助力工业社区的整体更新。

15. 底特律公立学校图书仓库改造前后

4.2.4 通用汽车研发中心的教育功能转型

卡恩于1928年设计的阿戈诺特大楼(Argonaut Building)原为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General Motors Research Laboratory)。1999年起空置,直至2007年通用汽车将该建筑捐赠给底特律创意研究学院(College for Creative Studies,CCS)。经过2008年投资达1.45亿美元的翻新,成为CCS设计教育中心。该建筑现为CCS的工业设计本科项目、各种研究生项目,以及亨利·福特学院(Henry Ford Academy: School for Creative Studies)的所在地,每日吸引2 000名左右的学生、教师和访客,并提供24小时的全时服务。

这一从工业研究到教育用途的转型,不仅保留了建筑的历史价值,还将其转变为教育和创意产业的中心,促进了底特律的文化和经济复兴。⑧原始建筑的开放、灵活和光线充足的空间特质,为设计教育提供了理想环境,实现了功能转换与空间品质的完美结合,展现了工业遗产在教育领域的创新应用潜力。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修缮设计仍然由阿尔伯特·卡恩建筑事务所 ⑨完成。

4.3 20世纪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的新制造转型趋势

近年来,将工业遗产改造为面向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等新兴制造业的载体,已成为全球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趋势。新都市制造业作为一种驱动城市更新的新模式,正在全球大城市的传统工业区域形成小规模、低污染、高附加值的创新产业集群,[17]为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新制造业强调产学研用一体的空间组合特征:办公研发与小试生产并存,实验室和展示厅毗邻,创业公司与咖啡厅、会议中心共享设施。通过解读卡恩工业建筑的再利用实践可以发现,现代工业建筑遗产凭借其空间特质和结构优势,在新技术、新产业背景下展现出了强大的适应性。

4.3.1 绿色可持续的建筑改造

强调生态可持续,是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核心理念之一。工业遗产再利用可以在保持生产功能的同时,广泛应用绿色设计策略,既降低了改造项目的环境足迹,又为新制造业基地树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形象。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的转型模式使工业遗产从“被保护对象”转变为“生产性资产”,成为新工业、绿色制造的载体,展现了工业遗产与现代生产力的有机结合。

4.3.2 工业场所精神在新制造场域的延续

工业生产与创造的场所精神延续,是工业遗产转型成为新制造空间的独特优势。通过建筑外形的“修旧如旧”与在内部空间“适度新增”现代化功能体的方式,在保留工业遗产历史空间的同时,形成旧貌与新颜的共生对话。这种对话,不仅仅停留在建筑物的物理空间,更是工业技术、集体记忆和企业文化的新生。福特工程实验室、底特律图书仓库和通用汽车研发中心的案例表明,工业遗产在呈现物理空间历史氛围的同时,也传递了工业创新精神,形成了技术进步与历史传承的良性互动。

4.3.3 随技术更迭的空间格局

现代工业建筑遗产可以成为新技术开发的理想场所,以适应新兴产业快速演进的需求。新制造业的产学研用一体空间要求从概念设计、原型制作,到成果展示都可在同一屋檐下完成,大大提高了研发到生产的转化效率。现代工业建筑遗产大跨度、大进深、高层高的结构优势,便于改造出开放可变的空间格局。而模块化、可重组的弹性配置,可以随着企业增长或技术更迭调整空间。

4.3.4 新制造业框架下的城市更新与创新生态融合

将工业遗产转化为创新生态系统的载体,是新制造转型再利用的突出特征。作为规模宏大的现代工业遗址,其再利用不仅仅局限于单体建筑的孤立改造,往往也被纳入到更广泛的创新集群或产业战略中,从而有利于更大范围的城市再生与功能重组。底特律图书仓库改造为新实验室后,在福特公司的牵引下,吸引上下游企业和初创团队共同入驻,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家、发明家、设计师组成的多元化社区,为城市中心复苏注入增长和机遇的强大催化剂。

5 结语

20世纪上半叶,工业建筑设计理念经历了从美国到苏联,再从苏联到新中国的技术转移和本土化演变。[10]卡恩开创的20世纪工业建筑理念,在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年)经由直接技术输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50年代初,又通过“156项重点工程”在中国得到延续。[18,19]这种技术与文化的适应与理念重塑的动态演变,既是新中国工业遗产形成的历史逻辑,也构成现代工业建筑史中的独特篇章。

审视新中国工业遗产的现状,这些承载着独特现代性的工业遗存尚未获得应有的认知与保护。[20]在上海,工业遗产保护更多侧重于近代工业遗产,1949年后的工业遗存较少被关注,面临废弃、濒危和拆除的局面;在保护方式上,70%以上被改造为创意产业园区,忽视了工业遗产多元价值的挖掘与表达,限制了其在当代城市中的活力与可持续性。[21]

20世纪工业建筑所体现的崇高美学与技术理性,为新中国工业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其以“形式追随性能”为原则的纯粹表达,对结构系统与材料的真实呈现,空间宏伟所激发的崇高体验,重复与韵律所构成的形式美,共同构成了集体崇高体验,标志着现代工业文明“技术崇高”的审美觉醒。

技术崇高特征不仅在遗产价值认定中得到体现,更助力当代再利用与新制造转型的深度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新制造业回归城市的新趋势下,现代工业建筑遗产作为空间载体展现出巨大的再利用潜力:1)大空间、大尺度的绿色可持续改造效益显著;2)工业精神在新制造场所的延续;3)灵活空间格局能够积极响应技术更迭需求;4)创新生态融合能力,为推动城市复兴和产业转型提供重要的平台与契机。

(图片来源:图1来自参考文献[9]第19页;图2来自参考文献[9]64页;图3、图4来自参考文献[9]30页;图5来自参考文献[9]22页;图6来自卡恩基金会官网;图7、图12来自亨利·福特基金会官网;图8来自考文献[12]201页;图9来自参考文献[12]84页;图10来自参考文献[9]55页;图11来自参考文献[9]33页;图13来自美国国家历史地标官网;图14来自The Detroit News;图15来自Gensler事务所)

注释:

① 卡恩的设计方法和结构技术通过20世纪30年代与苏联的技术合作协议传播至苏联,继而通过苏联专家援华,间接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建筑实践,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与沈阳机床厂。参考文献[9][10][16]均有探讨这一技术跨国家的技术转移与本土化适应过程。

② 截至2020年,约60座卡恩建筑被美国列入国家历史名胜登记表(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其中5座被指定为国家历史地标,包括费舍尔大厦(Fisher Building)、福特红河综合工业区、埃德塞尔和埃莉诺·福特之家(Edsel and Eleanor Ford House)、通用汽车大厦(General Motors Building)和高地公园福特工厂。

④ 详见:https://www.highlandparkmi.gov/media/cfabxtk5/hdsc-report-1.pdf.

⑤ 改造方案见:William McDonough+Partners官网,https://mcdonoughpartners.com/projects/ford-rouge-center-landscape-master-plan/.

⑥ 福特工程实验室改造方案见:https://emobilityplus.com/2024/09/20/ford-engineering-laboratory-marks-100-years-of-innovation-and-adaptive-reuse/.

⑦ “人类之桥”指建筑立面的宣言:“Mankind passes from the old to the new on a human bridge formed by those who labor in the three principal arts-agriculture-manufacture-transportation”,同时也是福特在1949年制作电影的标题。

⑧ 改造由卡恩建筑事务所完成,详见Albert Kahn Associates,官网https://albertkahn.com/portfolio/college-for-creative-studies.

⑨ 卡恩的另一大贡献在于对现代建筑公司的管理和运营,其建筑事务所成立于1895年,1920年代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建筑公司。该事务所目前仍在运营,名为“Albert Kahn Associates, Inc.”。